據諾貝爾獎官網消息，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4日中午，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獲獎者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我在2006年的時候曾請邁克爾•克雷默參加過一個我主持的國際會議，另外在美國經濟研究局組織的會上也曾與阿比吉特•巴納有過幾次交流。他們把田野實驗的方法引入到發展經濟學當中，引進到減貧的問題中。在他們看來，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要像醫學一樣要做實驗，尤其是通過田野實驗增加經濟學的科學性。因此，對于解決貧困問題，他們認為應該從微觀的小事情一點點做起，就像工程那樣，而不是用大而空的理論。

比如克雷默做過一個實驗，在發展中國家，很多小孩子因為肚子裡鬧蛔蟲而無法正常上課，這導緻這些生病的孩子成績不好，影響人力資本形成，進而也影響長大後的收入水平。通過實驗的方法，克雷默他們給一組學生吃治蛔蟲的藥，一組不吃，實驗證實吃藥的孩子的學習成績等表現更好。這種政策幹預成本特别低，但效果非常明顯。他們用類似這種的研究方法證明，有可能通過邊際上的改進，來幫助解決窮人的一些問題。

他們三人的這種實驗方法在發展經濟學界影響很大，對于剛出道的經濟學者，這種方法容易被接受，同時他們控制着主流的經濟學雜志（埃絲特•迪弗洛是最權威經濟學雜志之一《美國經濟評論》的主編）。現在不做田野實驗，發展經濟學的論文很難在頂級經濟學雜志發表，因此很多人跟風去做類似的田野實驗。

但這種實驗方法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評。在他們三人看來，随機實驗才算最科學的。因此，好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也要盡量進行這種随機的實驗。在一些小的貧困問題上，比如通過發放帳篷解決瘧疾問題，給孩子吃防治蛔蟲的藥幫助孩子提高上課出勤率，這些實驗是有效果的。但在很多政策問題，無法做實驗。如果研究隻關注能做随機試驗的題目，那麼有可能隻關注一些不太重要的問題。

另外，實驗能否在更大範圍推廣複制也是個問題。比如，發放蚊帳解決瘧疾問題可能在非洲部分地區起作用，但在北非這些幹燥的地區貧困人口根本不需要蚊帳。也有些地方發放的帳篷被拿去做漁網、披紗或者幹脆被轉賣了，導緻了很多的資源浪費。而在執行層面上，他們的減貧方法也很難推廣。比如，他們的博士生往往飛到一些國家的部分村子做實驗，這些精英院校的博士生能力很強，實驗結果當然很好。但如果把實驗從一些村子推廣到更大範圍或者全國的話，即由點到面鋪開的話，就要考慮到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地方政府腐敗的話，一個項目推廣開來，很容易導緻腐敗問題，效果往往達不到試點時的水平。此外，免費發放蚊帳需要大量的資金，一旦援助方不再提供資金，這個減貧的方法就不能再持續下去，因為受援國沒有一個自己的造血基礎。

總之，實驗的方法對理解一些貧困的機理很有幫助。但在具體減貧上，随機實驗的方法隻能在邊際上解決一些小問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做随機實驗來解決減貧問題的。中國在減貧上也做了很多的實驗，但從來沒有做過所謂随機實驗。對于解決貧困問題，中國有句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真正解決貧困問題，要給貧困人群創造公平的成長和就業環境，調動這部分人群的積極性去發現機會，這些可能要比單純的實驗的效果和作用更好。

中國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也提供了一個脫貧的樣本。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提供了很多的有效經驗，比如由點到面、摸着石頭過河式的改革。我們最初設立了蛇口工業區進行改革開放的實驗，之後逐步推廣到深圳、沿海城市，最終邊幹邊學邊總結推廣到全國（2001年全面開放加入WTO）。這種循序漸進的改革有助于将風險降低到了最小，同時摸索經驗，但這種改革很難做随機實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證明了，貧困問題的解決不是靠這種随機實驗來解決的。

因此，中國的經濟學界沒有必要去迷信他們。他們的一些實驗方法可以借鑒，可以當作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工具，但不能為了工具而工具。現在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我比較擔心國内的年輕學者會跟風，會為了做實驗而做實驗，反而忘了總結這些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内在規律和發展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