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1月23日在2019騰訊冬季達沃斯論壇 “全球化4.0與中國包容性增長” 主題晚宴上以“世界經濟新動向”為題發表了主旨演講。
林毅夫在演講中表示，今年達沃斯論壇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主要是由經濟危機，逆全球化和中國這三個原因引起。
林毅夫提出，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時，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同時對于中國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内容進行了闡述。以下為發言實錄：
圖一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與前面幾位的講解一樣，對今年的達沃斯論壇我的感覺和過去不太一樣。
算起來，我到達沃斯論壇來不下十次，從天氣來講這是最好的一次，沒有雪，陽光明媚，氣溫也不太低。但從氣氛來講，可以說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也從大家的交談中，充滿了焦慮的一次。
這是一個新的變化。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新的變化呢？我想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發達國家實際上并沒有真正從2008年的國際經濟危機中完全複蘇過來。
從曆史數據來看，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危機之前長期以來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3%-3.5%之間。現在來講美國的複蘇是最好的，而美國去年的增長速度，即使在特朗普那麼大的減稅幅度之下，也隻有2.9%的增長，而且會持續乏力。按照現在的預測，美國明年的經濟增長可能降到2.5%，後年剩下2%。歐洲國家從2008年以後就在1.5%上下增長，日本從1991年以後就在1%上下增長。
危機已經十年了，為什麼發達國家沒有複蘇？因為發達國家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在過去的十年，發達國家普遍用數量寬松的貨币政策，把利率，真實來講降到零以下或是零的利率，來支撐經濟。
本來這麼低的資金成本是希望進入到實體經濟去投資，提高生産力，創造就業。但是現實太蒼白。發達國家把這些廉價的資金拿去做投機了，投資到股票市場，這個我印象非常深刻。
2008年6月份我到世界銀行去當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當時美國股票市場道瓊斯指數12000點，世行的經濟學家、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還有其他從事經濟研究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的股票市場指數太高，泡沫太大。
現在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實體經濟沒有複蘇，但是道瓊斯指數高的時候可以達到26000點，現在還剩下24000多點。為什麼呢？
就是我前面講的，那麼低的利率政策，隻不過鼓勵把錢投機到股票市場去。實體經濟沒有恢複，股票市場翻了一番還多，那意味着什麼？如果說2008年的時候泡沫已經很大了，那現在泡沫是不是更大？
我想這是在市場裡面大家普遍的看法，因此市場會出現一些風吹草動，像驚弓之鳥一樣，一下子跌個幾百點，複蘇一點，又跌個幾百點。
在這次論壇上，我聽到很多人講，可能要進行比較大的調整 。而這個調整可能在2019年，或是2020年發生，用調整這個詞是不願意危言聳聽，用另外的話講就是可能出現股市崩盤的危機，所以大家情緒上面比較低落，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逆全球化，達沃斯論壇本來是推動全球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平台，來了很多跨國的大企業家，來了很多政府領導人，都在倡導全球化，但是現在全球化受挫了。
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有它的原因。過去全球化是發達國家推動的，現在，反全球化的推力又是來自于發達國家。為什麼呢？是因為發達國家内部有不少問題。
一個問題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很多工人的工資，從真實工資來衡量的話，30年、40年沒有增長，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本來中産階級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但在美國，在一些歐洲國家，中産階級的比重在下降，并且收入分配急劇惡化。
這些問題和全球化同時發生，不少人就認為發達國家出現這些問題是全球化造成的，把它的罪魁禍首歸結為全球化。
當然在座有很多經濟學家，如果進行比較好的分析，都不會同意這個觀點，因為比如說，發達國家像美國工資長期不增長，并不是說它那些工作被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搶走。
因為中國或是其它發展中國家賣到美國去的勞動力密集型産品附加價值很低，發達國家早就不生産了。
現在工資水平沒有上升不是因為工作機會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被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搶走，而是因為工人的工資水平高，發達國家的企業就用自動化替代工人，這是主要原因。
而且在這種狀況之下，其實全球化對一般家庭還是有好處的。因為工人的工資沒有增長，但是他買的消費品的價格是下降的，真實生活水平應該是提高的。
那另外的，中産階級比重下降跟收入分配惡化，這兩個問題相關，它的原因主要是什麼？主要是70年代金融自由化，很多财富利潤集中到華爾街去，以及80年代以後高科技發展，創造了很多科技神話，讓一些人轉眼之間變成億萬富翁。
但一般人不在金融機構就業，一般人也不在高科技産業就業，這種情況下，一般人的工資沒增長，但是華爾街的金融家，以及高科技的精英，他們的财富急劇增加，就造成了現在看到的發達國家中産階級比重下降，收入分配急劇惡化這些讓人不滿的問題。
可是一般人不是經濟學家，他隻是看到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也感受到了财富分配不均，工資不增長的壓力，有一些政客就煽風點火，利用這種不滿情緒，就造成了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反全球化逆流。
它的結果大家也清楚，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新政，法國現在在鬧黃馬甲抗議，中美之間出現貿易摩擦。在這種狀況之下，在達沃斯論壇，中國有句話：春江水暖鴨先知。達沃斯是一個推動全球化的論壇，感受到這種全球化的逆流的壓力也就特别大。
第三個，我覺得跟中國有關，因為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每年全世界的經濟增長，30%來自于中國，中國是2008年以後全球經濟穩定和發展最重要的動力來源。而中國在去年經濟增長出現了下行的壓力。
這個下行是從2010年就開始了。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下。2016年的時候降到6.6%，2017年回升到6.8%。2018年上半年的時候還是維持6.8%的增長，但第三季度剩下6.6%，第四季度剩下6.4%。
面對這種下行的壓力，有些學者就利用一些掌握到的局部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中國的經濟是不是掉到4%以下了。這種觀點在媒體廣泛傳播，影響到人們的信心。
我們知道國家統計局已經公布了2018年的增長是6.6%，确實比2017年的6.8%有所下降。
對這個6.6%的增長，我個人還是接受的，因為可以從其它指标來佐證，是相符合，造假不了的。比如說，外貿增長，去年增長14.2%，電力還在增長，交通運輸都還在增長，固然第四個季度下滑的壓力比較大，但全年6.6%的增長是可信的。
可是，前面講，大家對國際經濟、對發達國家經濟沒信心。如果中國這一輛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也減速的話，就更增加大家這種悲觀的情緒。
對中國來講，前面講的這些問題都存在，今天下午聽了王岐山副主席的演講，他指出對中國來講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自己的事情，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對世界做了最大的貢獻。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必須去了解為什麼從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以及為什麼去年下半年經濟下滑的壓力突然增加。
對此問題，學者有很多分析，有一派觀點認為，是因為中國的體制的問題，比如國企的比重太高了，國企沒有效率；一派觀點認為，人口老齡化，人口數量達到頂點，現在開始往下走了。
這些問題都有，但我不認為這是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下滑的主要原因，因為那些都是老問題、長期的問題。人口老齡化也是一個慢變量的問題，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那麼大的影響。
對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我做過不少分析，也在多個場合提到，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問題，在這裡不贅述。那2018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增長為何加速下滑？我認為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主動地進行了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每個國家都在講結構性改革，但真正推行的國家很少，中國是提出并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結構性改革有什麼内容？
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但在過去這段時間裡，做得比較多的其實是前面三項：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而這些都是壓縮性的，都是把經濟增長往下壓的。而且不止如此，在這個過程當中，民營企業會感受到最大的壓力。
去産能主要是屬于上遊部門的鋼筋、水泥、平闆玻璃、煤炭，這是上遊部門，去産能去了以後，一個好的結果就是說，産能減少了，供給量減少了，價格上升了，所以上遊部門的盈利狀況在2018年是增加的，上遊部門國有企業占多數，所以，2018年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很好。但是，它的結果就是讓下遊部門承受到更大的成本壓力。下遊部門全部都是民營企業，所以民營企業承受了很大的成本增加的壓力。
另外，去杠杆。去杠杆信貸資金減少，可貸資金減少了以後，民營企業本來就是比較小規模的，在借貸上處于不利的地位。緊縮信貸，第一個感受到的是民營企業。再加上現在銀行以盈利為主，下遊的民營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了，獲利空間小了，那麼銀行給它的貸款也就更少了。
在這種狀況之下，去年出現了很多人讨論是不是因為中國政府采取了國進民退的政策，對民營的前景感到悲觀。其實中國政府沒有這個政策。中國政府還是堅持發展國有和民營經濟兩個毫不動搖，但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民營企業承受巨大的壓力。
在這一點，我們還是必須佩服中國政府有這個勇氣去推行收縮性的結構性改革，但是，附帶的效果就是經濟增長放緩，而且民營企業承受巨大的壓力。
政策總是要調整的。展望2019年、2020年，我覺得狀況會有所改變，也就像王岐山副主席講的，做好中國的事情，對中國來講是重要的。做好中國的事情裡面有一點，穩增長，穩就業，這是必要的。
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覺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還會繼續推行，但會有所調整，因為前面的“三去”，基本上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需要的是鞏固成果，不會繼續加強。
然後，第四項降成本、第五項補短闆，我覺得在2019年、2020年會在這上面下更大的力量。
降成本指的是政府的管理成本、稅收成本，在這一點其實政府已經在去年年底給中小企業大幅度減稅，一年的營業收入在300萬以下的這些中小企業，它的所得稅率降到了10%。在100萬以下的，它的所得稅率已經降到5%。這是非常顯著的降稅，會有利于這些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
再者，補短闆，中國還是有很多短闆可以補的。我們有一些産業是産能過剩的，但是，這些産業是中低端的産業，中國還可以升級到中高端産業。我們基礎設施還可以繼續完善，尤其城市内部的基礎設施還是不足。我們環境綠色發展也要投資。中國還在城鎮化的過程。這一點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的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發達國家經濟疲軟的時候也應該多投資啊，但發達國家，它的産業已經在世界最前沿了，當它出現産能過剩的時候，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不像我們發展中國家，好的投資機會到處都是。它的環境是好的，它的基礎設施應該都有了，無非就比較老舊。再來，它城鎮化已經完成了。
所以在投資這一點中國的回旋餘地大。有回旋餘地還必須有錢。中國相對來講還是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我們還是屬于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投資平台等等的負債都加在一起，也差不多就是GDP的60%，而且中國跟其它國家的财政赤字有很大的不同。其它國家财政赤字一般是用來支持消費的，中國的财政赤字一般是用來支持投資的，有淨資産的，所以，如果淨的财政赤字比前面講的GDP 60%低多了。
在這一點，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去年出了一個報告講，過去，在講政府的财政赤字的時候，隻看它名義的負債，但它現在講，要看淨負債。如果政府的投資創造了資産，那資産應該把它抵扣掉。
所以我想中國可以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間還是很大，貨币政策還有寬松的餘地。除此之外，中國的民間儲蓄也高。有了投資，就會創造就業，家庭收入會增長，消費也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在2019年穩增長、穩就業，完全可以利用我們的回旋空間、我們可用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标。我相信中國在2019年達到6.5%左右的增長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到底是高于還是低于6.5%，要看國際，要看國内，但是，我相信不管國際形勢怎麼樣，做好自己的工作，實現這樣一個增長，而且是高質量的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如果能維持這樣一個增長目标，那麼就像2008年以後一樣，中國每年對全世界的增長的貢獻應該還是可以達到30%，中國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增長的來源。
